庞中英专栏 领导人换届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何处去?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7日

       面对新形势, 2019年, 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将提前“改变条款”, 意义重大。新一届领导人是否会给两大国际组织本身乃至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积极或消极、进步或倒退的变化? 2019年10月1日,

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2任总裁, 接替欧洲中央银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龙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5年。世界银行(WB)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9年4月更换行长。美国人马尔帕斯(David R. Malpass)担任第13任世界银行行长, 接替提前辞职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 .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更替一般意味着国际组织的改革(变革)机会。
       自2011年起担任IMF总裁的拉加德为IMF带来了历史性的改革。
        2019年新的IMF和WB是否也意味着新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这些变化会是什么?改革是否会朝着许多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全球经济预期的方向发展, 还是会出现新的局面?方向和结构的变化?当前, IMF许多成员国的国内经济和国内治理, 以及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运行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多边体系)都处于非常复杂的十字路口。国际金融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将走向何方?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回答, 而是提出上述问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研究部游郎有文, “IMF新任总裁, 老毛病都来自发展中国家”(2019年10月3日)。这是一篇及时的中国评论, 有助于国内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层更迭的影响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等“新兴市场”面临的债务危机。我注意到游浪的评论, 不仅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IMF总裁换届, 还因为文章称IMF新任总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格奥尔基耶娃, 此前曾任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是继拉加德之后的第二位女行长, 也是自 194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行长。”二战结束时, 美国和欧洲国家(指战胜国)创建了国际金融组织, 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布雷顿森林协定下, 非正式地, 世界银行行长是美国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欧洲人。从 1944年, 75年来, 这条规则一直没有被打破。 Georgieva 是保加利亚公民和欧洲人。因此, 她出任IMF总裁符合欧洲人的要求, 维持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的规则。保加利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东部。它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今天的保加利亚是“发达国家”, 不是“发展中国家”, 更不是“富国”。 1989年后, 保加利亚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2004年, 保加利亚加入北约。保加利亚于2007年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是一个“发达经济体”集团。保加利亚有时被视为“新兴欧洲”, 但在全球范围内, 保加利亚一般不被视为“新兴经济体”, 因为“新兴经济体”特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高速增长。经济, 尤其是中国、印度等。 尽管如此, IMF总裁是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这一事实还是给人一些联想。这种关联不仅是由于保加利亚昨天在欧洲和今天在欧盟的特殊性, 而且还因为欧洲(欧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金融霸权的内部结构变化。二战后诞生的国际金融组织, 美国不是垄断, 而是欧洲(原为“西欧”)为称霸而联合, 也可以说是与欧洲分离。也就是说, 在国际金融组织IMF中, 欧洲享有与美国同等的金融霸权。顺带一提, 2008年, 先在美国爆发, 然后主要以债务危机冲击欧洲的“全球金融危机”, 大大增加了欧洲改革IMF的动力。是欧洲, 不是美国。 2010年以来, 在IMF的增资(配额)改革(quota改革)中,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在IMF表达自己的霸权(支配地位)——具体表现为欧洲国家的集体份额, 并给予一点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主要是中国, 历来在份额改革的帮助下增加了在IMF的投票权。当然, 美国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 对该组织的财务和治理结构拥有否决权和领导权。 IMF的份额改革主要是指欧洲权力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增加“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代表性或话语权。美国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之间的 IMF 没有“权力转移”。然而, 2019年欧洲人继续担任IMF总裁的事实表明, 在IMF增资改革的过程中, 欧洲在IMF享有的金融霸权并没有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去中心化而发生根本变化, 但增加了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作用。 (帕) 权力的合法性。我们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成熟的全球国际金融机构(全球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它们的合法性危机。马尔帕斯和格奥尔基耶娃的崛起是否会采取新的举措来克服这些组织的合法性危机?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美国和欧洲继续控制这两个机构, 我们可能会看到它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局限性。国际金融机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原本只有IMF和WB。 20世纪末, 出现了新的国际金融机构, 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随着世界经济的演进和21世纪的挑战, 新的国际金融组织不断涌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他成员和利益相关者以提高“合法性”为名, 无法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霸权。除了美欧本身, 还有其他成员愿意维护美欧历史形成的霸权。然而, 除了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之外, “新兴经济体”还触及了美欧的金融霸权。 2015年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成立。国际金融组织的全球体系又增加了这样的新的国际金融组织。 IMF和WB进一步改变是外部压力。
       .但新的国际金融组织确实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进一步协调, 成功协调, 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金融治理的统一,

而不是导致全球治理进一步碎片化。以及不同国际金融秩序之间的冲突。需要提及的一个情况是, 根据一些国际研究和报告,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 被称为中国的“世界银行。这些突如其来的新情况, 实际上冲击了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发展金融格局(秩序)。继续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如何应对他们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等实际上已经“踩了两条船”, 一方面在IMF、WB等全球国际体系中, 另一方面在新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家角色(如国家开发银行在世界发展中的角色)将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机构的新治理对象。摘要:中国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这个方面, 研究人员不仅看到了全球治理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也看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2019年6月11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世界银行新任行长马尔帕斯。据报道, 李克强指出, “中国作为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世界银行愿意深化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马尔帕斯指出:“中国在许多领域仍面临发展需求”, 他领导的世界银行“期待在双边和全球范围内与中国深化多领域合作”。预计IMF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将访华, IMF新任总裁正在考虑与中国的合作。
       未来五年, 中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互动, 中国在全球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作用将面临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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